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趁着夜色，崇祯在近侍的护卫下企图乘乱混出宫去，刚骑着马出东华门，就被内城守军的乱箭所阻，再跑到朝阳门，守门的成国公朱纯臣却闭门不开。崇祯无奈，只好再转向安定门，然而此门的守军早已作鸟兽散，宫门被巨大的铁锁锁住。这时候，宫中早已是大火四起，崇祯之后再返回内宫。
凌晨，该是上朝的时间了。崇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上朝，然而却无一人前来。崇祯听着城外传来若隐若现的喊杀声悲怆地说道：“可惜苦了我大明的百姓啊!”说完涕泪横流。
此时的崇祯早已明白，悲伤是没有用的。是的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崇祯把3个儿子叫到跟前，命令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藏起来，叮嘱他们一定不要落入李自成手中。崇祯又流着泪对身旁周皇后说：“你是国母，理应殉国。”周皇后哭了，说：“妾跟从你18年，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，以致有今日。现在陛下命妾死，妾怎么敢不死?”说完解带自缢而亡。
崇祯又召来15岁的长平公主，流着泪痛心地说：“可怜我儿，可是你为什么要生在这帝王之家啊!”说完左袖遮脸，右手拔刀向长平公主砍去，由于衣袖遮眼，崇祯只砍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，鲜血直流的长平公主昏死了过去。接着，崇祯又挥剑刺死了自己年仅六岁的小女儿昭仁公主。
做完这一切的崇祯精疲力竭，瘫坐在帝座之上默然无语。过了许久，在太监王承恩的搀扶下崇祯爬上了煤山。此时天色早已暗了下来，北京城外却是一片灯火通明，那是李自成攻城部队照明用的火把，冲天的火光把夜空映得一片通红，饥饿愤怒的农民军正如潮水一般冲击着北京这座古老而坚实的城墙。望着城外如洪流一样的农民军，再回头看看夜色中死寂一般的紫禁城，崇祯哀声长叹，在一棵老槐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除了悲怆，崇祯更多的是愤怒，那些整日摇头晃脑唧唧歪歪的大臣们都去哪儿了?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皆亡国之臣啊!这口气，崇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。在临死前，他咬破手指，用血在黄袍上写道：“皆诸臣误朕，致逆贼直逼京师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朕尸，勿伤百姓一人。”
纵观中国历史的诸多亡国之君，崇祯或许是最为悲怆的一个。他勤政，即位后十几年如一日的天天上朝，没有周末更没有节假日，连他自己都说“朕自御极以来，夙夜焦劳”;他节俭，登基后就停了皇家特供苏杭织造，并购置棉花纺车，命宫女自行纺布自给，甚至连袜子都缝上了布底;他自省，每每出现异常天象或险恶局势，他无一例外地要下“罪己诏”，前后一共六次，是在历代皇帝中下罪己诏最多的一个。
勤政如斯!节俭如斯!自省如斯!却何以至此?
有人说他刚愎自用，有人说他自毁长城，也有人说他不幸碰上了又臭又硬的李自成和狡诈凶残的多尔衮，还有人说他生不逢时遇到了超级气象灾害小冰河期。或许，这些都是明帝国崩溃的原因，但是，崇祯自己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，真如他自己所言“皆是诸臣误朕”?
如果崇祯是一代明君，那么诸臣如何误得了呢。如果不是，那么这国岂有不亡之理，就算今天不亡，难保明天不亡。再者，明帝国万里江山，数千座金城汤池，近百万铁甲兵士，怎么说亡就亡了呢?作为皇帝的崇祯，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。
早在即位之初，年轻的崇祯表现出来的隐忍和自律，审慎和清醒都呈现出一个中兴之君的气象。在与魏忠贤的较量中，谨慎的崇祯连宫中的食物都不敢碰，只吃衣袖中私藏的麦饼。此后，魏忠贤又向崇祯进献美女，并在其身上系有挥发性的春药“迷魂香”。为了避免魏忠贤起疑，崇祯把春药扔了，但依然不动声色地收下了美女。
崇祯对魏忠贤的态度很快被嗅觉灵敏的大臣嗅出，于是弹劾的奏折如雪片一般飞到了崇祯御前。崇祯趁机斩除魏忠贤的臂膀，后又拔其羽翼，识趣的魏忠贤交出一切权力，在告老还乡的路上自缢身亡。
年轻的崇祯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前朝遗留权力集团，如此杀伐果断，一班言官自然是称圣道明，大呼天降英主。此时，崇祯或许当真以中兴大明的圣君自许。正是这份期许，让崇祯面对后来越来越糟糕的局势时失去了耐心，尤其是在自信心受挫后变得更是敏感和多疑。
先后击溃张献忠、高迎祥的卢象升，原本是支撑明帝国最重要的长城，守卫京师，连战皆捷，却因谗言被降职分权，后因兵寡矢绝战死疆场。俘虏高迎祥、全歼李自成全的孙传庭，仅仅因为一封辞职信而被革职下狱达三年之久，正是在这三年的时间里，原本全军覆没的李自成才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。
此后，在崇祯的不断催促下，孙传庭不得不一再出战，最后阵亡殉国，《明史》称“传庭死，而明亡矣”。袁崇焕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，因为“五年复辽”的计划没能实现且清军兵临城下，崇祯猜忌袁崇焕勾结满清，于是被凌迟处死。
崇祯难道不知道此三人是帝国的三根擎天柱吗?不可能不知道!如果不知道此三人的军事才能，就不会对其授予那么高的职位，如此大的兵权。卢象升，右副都御史，总理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广、四川军务，兼湖广巡抚，后有升任兵部侍郎，再迁兵部左侍郎，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孙传庭，兵部尚书，总督陕西、甘肃、延绥的三边总督。蓟辽督师袁崇焕，不但拥有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，崇祯还特令户部、工部、吏部、兵部四部全力配合袁崇焕的辽东战场。
可是，短短几年之后，崇祯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呢?降职的降职，下狱的下狱，掉脑袋的掉脑袋。长年深居紫禁城的崇祯并非迫害狂，对国难思良将的道理更是感触颇深，可是为什么还有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毁长城呢?
以中兴之君自许的他，认为自己绝对的政治正确，无法忍受下属跟自己不一致的观点。襄城战役后，汪乔年战死，杨文岳逃到汝宁，左良玉逃到襄阳，孙传庭困守陕西。明军无力再组织救援开封，户部尚书侯恂因建议崇祯放弃中原而被投进监狱，同情侯恂的吏部尚书郑三俊也被一起下狱。
自此，满朝文武噤若寒蝉，在重大战略决策之时，只要崇祯的态度不明朗，没有一个人敢表态。
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前夕，大明朝危如累卵的紧急关头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于在南迁问题上表态，逼得崇祯不得不在私底下做李明睿的思想工作，让他在上朝的时候主动提议南迁一事，但政治高调唱贯了的其他朝臣却不买账。最后逼得崇祯没有办法，只能困守孤城。
其实，就当是具体情况而言，南迁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相比于灾害连连的北方，南方富庶，财政问题大大缓解;南方还有为数不少的正规军队以及相对完整的行政系统;更重要的是，将北京让给李自成，使其与满清对抗，大大缓解明朝的内乱与外患。
可惜，这样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却不够政治正确。放弃北京意味着逃跑，这是一个谁也担不起的天大责任。一旦谁提出或者赞同了南迁的建议，若日后有人翻旧账唱高调，绝对正确的崇祯肯定不会背这个锅，人头落地的只能是提出或赞同南迁的大臣。
当初松山、锦州失守，崇祯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满清秘密议和，结果被言官逮到了一通乱喷，崇祯下不来台，大怒之下杀了陈新甲。既然做得越多错得越多，那么就什么也不做，就静静地看着崇祯出牌。谁都不愿意再当第二个陈新甲，孤身一人的崇祯只好上了煤山。
在任何群体或机构中，对于一个领导而言，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部压力，而是内部人心。《天下无贼》中的黎叔说“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在《权力的本质在于被别人所认同》一文中论述过，领导的权力在于得到组织或系统内部得到大多数人认可，一旦权力者被组织内部的大多数所抛弃，那么原先环绕在头顶上的权力光环顷刻便会消失。
崇祯就遇到了这个权力困境。因为你是皇上，你乾纲独断，你口含天宪，你的意志贯穿整个帝国的意志，更重要的事，你励精图治，你绝对正确，你毫不妥协。当你垄断了一切权力之时，就意味着一切的责任都要由你来担负。分权的同时也在分散责任，所以唐太宗能垂拱而治，宋太祖可以君臣共治。
崇祯在任上光是内阁首辅就换了50多人，平均一年换三个。这换人的背后是焦虑。他不得不焦虑，大明江山岌岌可危，可是那些阁臣却还在下朝后纵酒狎妓，所以只好不断的换人。可是，阁臣如果不纵酒狎妓又能如何?五年复辽的袁崇焕被活剐，秘密和谈的陈新甲被杀，卢象升孙传庭战死，洪承畴被俘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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